2007年左右，雾炮的功能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当时，钢铁、煤炭等工业处于上升期，钢厂、工地、露天煤矿等，是空气中颗粒物的重要来源。奥运会召开在即，北京周边一些工厂被要求整改。假如没有除尘设施，这些工厂将被关停。

  在这个时间段内，位于河北秦皇岛的思泰意达环保科技公司发现商机，做起了工业雾炮的生意。相比农业喷药，思泰意达的雾炮射程更远，雾滴更细，对耐用性的要求也更高。在当时的业界，工业除尘雾炮的生产厂商只有思泰意达一家。思泰意达很顺利地赚到了第一桶金。

  2009年，商人王力南下，与A公司合作开发工业除尘雾炮。此后一年多时间，业界第一台射程100米、第一台射程200米的雾炮相继诞生。

  2010年，A公司带着业内的首个射程100米降尘雾炮项目，来到内蒙古伊泰集团的露天储煤场。借此，A公司开展了大量的市场宣传推广活动，其中最为直接的就是将雾炮装在卡车上并在车上配备水罐和发电机组，将雾炮做成可移动的车载式雾炮，开到各地做现场演示。就这样，阴差阳错地造就了国内第一辆雾炮车。

  北京风华时代副总经理李丰年说，由于当时各企业环保意识不高，环保投入有限，以致当时工业雾炮的市场也有限。

  第一台市政雾炮，也是由A公司卖出的。据方向明介绍，2012年，西安某热电厂买下A公司的雾炮，本来是要用在煤场。从煤场到热电厂，中间有一段公路，煤炭运输时也产生了较大的扬尘，该厂就把雾炮拉上公路降尘。这可能是国内第一台用于市政的雾炮。

  南都记者调查发现，雾炮后来在农业、工业领域的应用一直不温不火。直到2012年，国内所有的雾炮厂家，加起来也不超过10家。

  雾炮行业的春天，在2012年才到来。2011年，北京遭遇大雾天气，环保局的监测结果是“轻微污染”。而有人引入PM2.5概念，称当天空气质量指数高达400多，在微博上广为流传，PM2.5及霾的概念从此开始为国人熟知。此时还没厂家意识到出没于农田和工地的雾炮，将来会打着抗击PM2.5的旗号走上街头。

  2012年2月，国务院通过了新的《环境空气品质衡量准则》，首次将PM2.5纳入空气污染检测和治理范围。A公司意识到，雾炮治霾迎来了风口。

  2013年是A公司的转折之年。当年该公司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时任董事长梁华新，副总经理蔡如松，梁华新之子、董事会秘书梁良出席会议，并带来了一台工业除尘用的雾炮车。

  据蔡如松回忆，按照事先安排，梁良将上台介绍雾炮在农业、工业上的运用。不想梁良突然戴上口罩，向在场人员介绍起公司研发的“控制PM 2.5空气质量超标的喷雾降尘装置”。随后，他带记者来到场外，观看“控制PM 2.5装置”喷水作业，引发关注。

  蔡如松很尴尬。这台雾炮车身上贴有标识，精确指出是用来除尘的。有记者就此询问蔡如松，他只好应付道：“雾炮车是承载工具，只要添加试剂，工业雾炮车也能用来治霾。”

  “控制PM 2.5装置”的说法让A公司大出风头，一时多家新闻媒体报道此事，并获大量转载。

  这启发了其它一些雾炮厂家，他们开始意识到，雾炮可以卖给市政、环保部门除霾，而当时雾炮的政府生意还没有怎么起步。

  思泰意达公司区域经理周永生告诉南都记者，2013年前，思泰意达的政府生意仅占20%，2014年就达到了50%，现在则超过企业，占到了60%-70%。

  业内竞争者也开始大量出现。据A公司副总经理方向明介绍，2013年销售雾炮车的大型正规企业还不到10家，2014年就增长到了十六七家，2015年达30多家，2016年有50多家。非正规的手工作坊也纷纷出现。

  南都记者调查发现，在河北任县的工业园、城郊、农村中，有大量人员从事雾炮生产。相比大厂动辄数万元的价格，这些手工作坊造的设备一般不超过1万元。

  据相关从业者介绍，在2013年刚入行时，雾炮厂家还不多，相同的设备能卖到8000-9000元，现在只能卖到3000-4000元。

  厂商蜂拥而来，反过来也促进了雾炮质量的改进。在农业应用时期，一台雾炮的射程只有三四十米，每天喷洒农药也不过几小时，对耐用性要求较低。在工业应用时期，雾炮的射程能达到200米，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昼夜连续工作，厂家开始使用精密的流水线车间，产品耐用性也得到提升。到了市政时期，雾炮被装上卡车，已能移动作业。

  然而，这些雾炮厂家都并不能自行生产雾炮车。雾炮车属于特种车辆，要想生产、销售特种车辆，并给其上牌，需取得国家发改委发放的“汽车公告”。每生产一种型号、外观、参数的车辆，都要向发改委申请“公告”，否则不能在公路上行驶。